工作中的仆人(以赛亚书第40章以下)

聖經註釋 / 工作神學項目出品

以賽亞書1-39章中的公義(常與公正一起出現, mishpat)是用來揭示猶大的錯誤和不忠的一個詞。而以賽亞書40-55章的公義則主要被理解爲上帝爲他的子民完成的一個恩典。[7]以賽亞自己,就是帶來上帝恩典的僕人之典範。

在以賽亞書 40-55章中建立的公義或審判,是由以賽亞在這一部分中所見證的謎一樣的僕人所建立的。以賽亞書 42:1-4中的第一首所謂“僕人之歌”,把這位僕人描述爲在地上建立公義的那一位。在這位僕人的身上,上帝迴應了賽 40:27中猶大對公義的呼喚:“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我的案件(或作公義,譯者注)(mishpat)被我的神忽略了。”上帝自己的神聖旨意現在被頒佈出來,爲他的子民成就他們所不能成就的事。上帝爲以色列和列國成就救恩的方式,是通過上帝的僕人形象實現的。義和公義要由這位僕人成就。

關於這位僕人的身份之敘述,在這些章節之間發展,從40-48章中的以色列本身,到第49-53章中的個人形象,他用自己的雙肩挑起了以色列的使命身份(missional identity),既是爲了以色列,也是爲了其他的國家。

他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

我要藉着你得榮耀。”(以賽亞書49:3 新譯本)

從一個國家性的以色列向一個以色列的替身(或是一個理想化的以色列)轉換,其理由在於以色列因爲自身的罪而不能完成她的使命[8]。我們在這位僕人身上所能觀察的是上帝所使用的獨特方式,向他衰退的子民交流恩典的同在和重整的美意。基於上帝自身的自由和忠於自己應許的主權,正是透過這位僕人,以色列民被賜予義(現在理解爲上帝信守與祂百姓的立約)爲禮物。義是接受而來的東西,而不是努力獲得的。[9]

反之,在另一些時候,我們很難按照上帝的意願來完成我們的工作。職場中的個人或系統也許會阻礙上帝帶領我們的道路。我們自己的罪和缺點,也許會妨礙我們可能行出的善行。甚至我們盡力而爲,似乎也無法帶來任何差異。

在這樣的境況下,以賽亞用他的話語堅固了我們:

我卻說:我勞碌是徒然;

我盡力是虛無虛空。

然而,我當得的理必在耶和華那裏;

我的賞賜必在我神那裏。(賽49:4)

儘管我們常常感到泄氣,但我們工作的最終結果掌握在上帝手中。我們可以信靠上帝,知道祂不僅可以利用我們已經成就的工作,也會在祂的時間裏成就我們的工作。正如腓立比書1:6所說,“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哥林多前書15:58也補充說,“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爲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

在以賽亞書1-39章和40-55章中分別展示的兩種公義,是爲了幫助我們仔細地理解以賽亞書56-66章所描述的公義。正是以賽亞書的這部分內容,爲我們提供了對工作神學更清晰的描述。在以賽亞40-55章所描述的作爲禮物的義,在56-66章成爲了需要履行的責任:“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守公平,行公義;因我的救恩臨近,我的公義將要顯現’”(賽56:1)。

在以賽亞書56-66章所發出的持守公平和公義的呼籲,現在對於上帝的百姓而言是可能實現的,因爲上帝藉着祂的僕人已經賜給他們恩慈的宣告。以賽亞56:1所用的語言,與以賽亞51:4-8有一定聯繫,在這裏神再次呼籲猶大追求公正和公義。在這一段中,上帝百姓行公義的可能性可見於以賽亞書.51:6,8的最後一句:上帝的公義和上帝的救恩不會失落,反而會存到永遠。當第40-55章進入文學性的論述中,我們看見上帝的公義和救恩在這位僕人身上施行(53章),他爲了別人代而受苦。在第56-66章中“行公義”的呼籲成爲可能,因爲上帝先前已經憑藉這位僕人恩慈的替代性行爲,處理了以色列的不忠。用神學性的用詞來說,上帝的恩典勝過了律法;這從上帝恩慈而主動地、不顧一切代價地救贖他的百姓中展現出來了。這是唯一的辦法,使得人們可以負起責任,讓行公義的言論可以成爲現實。在耶穌基督裏面所獲得的上帝饒恕的安全感,使得向善的動力可以成爲現實。[10]

在“我[上帝]所揀選的禁食” (賽58:6)一段裏,先知將論證從消極轉到正面的論述。這樣的禁食包括:鬆開兇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的得自由,把食物分給飢餓的人,將漂流的窮人接到家中,給赤身的遮體,顧恤自己的家人(賽58:6-7)。[11]以賽亞描繪的圖畫,表明了上帝百姓應當有的品格,和大部分周邊文化的價值形成了直接的對比。外在的宗教或宗教行爲,可能會和工作倫理混爲一談,但它們以缺少對工人的關心爲特徵(工人、僱工或者下屬對於他們而言只不過是個人或商業發展的工具),或以某種領導風格爲特徵;這種風格慣於衝突、爭吵、中傷、輕易發怒或者不受控的怒氣——這一切都破壞我們對上帝的忠誠。神向百姓宣告,因爲耶穌基督所成全的工作,給我們帶來了罪孽的赦免。緊跟第58章的猛烈痛罵之後,先知承諾,上帝所有的應許都將在上帝子民之中展開:“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榮光必做你的後盾”(賽58:8-9;參賽52:12)。

當我們追溯“僕人”的變化,從國家性的以色列轉變爲理想化的以色列,然後到52-53章中的主的僕人,再到僕人的僕人們,我們需要停下來,好好思考在耶穌基督身上所看到的僕人榜樣對於職場的啟示。以賽亞認真地構建了他對僕人的描述,清楚地表明他是上帝自身的反映。[12] 因此,基督徒在傳統上一般會將這位僕人看作是耶穌。以賽亞在52-53章中對僕人受苦的描述提醒我們,作爲上帝的僕人,祂可能會呼召我們在工作中做出犧牲,就如耶穌一樣。

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顧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哪知他爲我們的過犯受害,爲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賽52:14; 53:3, 5, 7)。

對上帝的充分認識,將會激勵我們把上帝的標準作爲我們的標準,以至於我們不會容許自我利益和自我膨脹來扭曲我們的工作。

耶穌,以祂的受死和復活,滿足了一個我們自己無法滿足的需要。上帝的標準呼召我們透過工作來滿足公平和公正的需要:“公平轉而退後,公義站在遠處;誠實在街上仆倒,正直也不得進入。誠實少見,離惡的人反成掠物。那時,耶和華看見沒有公平,甚不喜悅。他見無人拯救,無人代求,甚爲詫異,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義扶持自己”(賽59:14-16)。作爲耶和華僕人的僕人們,我們被召來滿足這些未滿足的需要。在工作場所中,這可能有許多方面的應用:關心一位遭欺壓的員工或同事,警醒留意賣給顧客的產品完整性,避開那些可能會剝奪他人付出的捷徑,甚至拒絕囤積奇貨。正如保羅寫給加拉太教會,“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6:2)。

作爲耶和華僕人的僕人們,我們可能不會得到我們所渴求的好評。獎賞可能會延遲。但我們知道,上帝是我們最終的審判官。以賽亞是這樣說的:“因爲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爲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甦醒”(賽57:15)。

For a fuller treatment of this issue as it relates to the final form of the book as a whole, see John N. Oswalt, “Righteousness in Isaiah: A Study of the Function of Chapters 56-66 in the Present Structure of the Book,” in Writing and Reading the Scroll of Isaiah: Studies in an Interpretive Tradition, ed. C.C. Broyles and C. A. Evans (Leiden: Brill, 1997), 177-91.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ant in the literary presentation of Isaiah 40-55, see Christopher R. Seitz, “‘You Are My Servant, You Are the Israel in Whom I Will Be Glorified’: The Servant Songs and the Effect of Literary Context in Isaiah,”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39 (2004): 117-34.

It was Gerhard von Rad who highlighted Isaiah 40-55’s synonymous association of righteousness [tsadeqah] and salvation [yeshua]. Gerhard von Rad, Old Testament Theology, Volume 1, trans. D.M.G. Stalker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1962), 372.

Commenting on “righteousness” in Is. 56-66, Oswalt states, “In short, there is a whole new motivation for doing righteousness. It is not now so much the fear of impending doom which compels righteousness, as it is the recognition that God is going to mercifully and righteously keep his covenant promises. We should be righteous, the writer says, because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Oswalt, “Righteousness in Isaiah,” 188.

Even if such a list has to do initially with the particular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release from exilic bondage, the figural extension of these problems into other spheres of human conduct is not only legitimate, but necessary. See Christopher R. Seitz, “The Book of Isaiah 40-66: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Reflections,” in The New Interpreter’s Bible VI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1), 499.

Richard Bauckham, God Crucifie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9), 50.